换言之，总统不用被法庭审判两次。

使用权不具有收益的权能，除了为日常用度使用蔬菜、水果、鲜花、干草、稻草和木料外不享有任何进一步的权利。这些保护对象包括，未成年人、老人、离婚后暂时欠缺居住条件者，以及家政服务员（即人们常说的保姆）。

对此，作为对土地利用与房屋流转确定有基本原则与规范的物权法显然不应坐视不理，而仅仅止于对微观意义上的居住权制度的废黜。【参考文献】{1}[占罗马]优士丁尼．徐国栋译．法学阶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32. {2}[日]山田晟．德国法律用语辞典[M]．大学书林出版社，1991.742. {3}陈信勇，蓝邓骏．居住权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3). {4}乔新生．住房不是公共产品[N]．中国经济时报，2006-05-16. {5}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64. {6}陈晓舒北京保障房缩小覆盖[J]中国新闻周刊，2007，(42). 进入专题： 居住权 土地 。不过我们以为，以国家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应是土地增值税的一种）—而不是出让金为具体形式来征收该笔费用，应更符合国家在取得该笔收入时的公共管理者身份。如果没有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应该承担的义务，没有通过科学的法律制度设计，督促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变成弱肉强食的野蛮的市场经济。《物权法》第45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总之在今日通说看来居住权是物权类型的一种，它以非商业、辅助性的方法满足自然人个人他主利用他人房屋的需要，但毕竟与我国物权本土格局区隔甚大[1]。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303页。要做到这一点，难度极大。

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必要性传达着一种观念，就是要有效率，要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例方法的审查强度要大些，可以适度地容许在各种不同的公约权利之间形成重要的结构性差异，要求法院去评估行政机关作出的权衡。进入专题： 英国行政法 合理性原则 。

[42]一种观点是放弃，让比例原则继续拓展到人权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以外的领域，彻底取而代之。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首先，在于审查视角，一个注重观察裁量的过程，另一个只计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24]同注2引文，第605-606页。越权无效，是英国现代行政法的平台。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

这个三阶段标准是指：（1）立法目的必须十分重要，足可限制基本权利。现在的趋势是被比例标准取而代之。只要行政机关能够给出足够的理由，足以让法官信服这是最小侵害手段就可以了。但一个在普通法，一个在大陆法，生长在不同的地域与传统中，本来没有什么瓜葛。

津巴布韦的比例标准移植于加拿大，又稍加改造。枢密院引用了加拿大、津巴布韦的判例，依据它们所采用的三阶标准，对隐含在上述合理要求之中的比例作出了界定。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在上议院作出的一些有关比例和不合理的判决中，引用的判例一半以上是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6]第一，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39]这实际上有点德国法上法益相称性原则的味道。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3、 CCSU案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另一种观点是保留，只在欧盟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以外的领域适用。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

（1）无差别说对于不合理，私法早有透彻研究。但就德国人和欧共体的实践看，比例原则也会呈现出一个幅度。

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最后，这不意味着法院转向了优劣审查，因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作用有着根本不同，且始终如此。

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1）继续沿用合理性标准，融入公约要求其实，比例的观念也早就隐藏在合理的范畴之内。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这让它看起来颇成问题，甚至是多余的。[32]这就将基本权利和法院的审查力度联系起来，构成了正比关系，随着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以及保障的必要性不断上升，让审查跃出了通常认为的Wednesbury合理审查的限度，变成sub-Wednesburyreview，努力够向欧盟法的水准。[17] 比如，不相关考虑或者程序违法。

（3）直接适用比例原则英国法院第一次采用比例原则作出判决的案件是De Freitas v. Permanent Secretary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Lands and Housing (1996)。欧洲法院一般采取减缩的两阶理论。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负责铺路的专员（paving commissioners）决定把街道抬高6英尺，原告的房子紧挨着街道，相形之下，就下沉了6英尺。

上议院判决该规定对原告权利的干预不合比例，侵犯了当事人享有的与其法律顾问通讯秘密之普通法上基本权利。[2]科恩：《法律移植的编年史：英国对行政合理性与比例审查的演变》（Margit Cohn, Legal Transplant Chronicles: The Evolution of Unreasonable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8（2010），p.604）。

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所以，要指控行政机关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必须要有某种压倒一切的证据。[1]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但是，最小侵害手段标准也是最引起争议的。

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

从格林的评价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法官认识的，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不是普通老百姓（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的认识，不是常理下的一般感受。它和比例有着近似的效果，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不分厚薄，无需偏废。